世上有些事情，不管牵系到再多的悲欢，再多的沉重，却无奈得只能用天意来解释。

    最近看《陈赓大将》，又一次反思国共党争。两个问题一直萦绕于心：第一，抗战前的十年内战，抗战后的三年内战，究竟是否可以避免？第二，国民党究竟败在何处？

    特别注意了一下里面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诸将的刻画。在被问到为什么反共时，蒋介石回答最多的一句话是“政治上的事，你不懂”。其实，政治并不是很复杂的事务，只是政客，或者说政治家的心思，也就是所谓的“术”，多半是“不可为外人道”的。这也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当权政府，无论民主或是专制，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尴尬处境，所不同的只是处理实际问题时的方法高明与否而已。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那一段历史，当时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个执政的政府、政党和政客所采取的理性行为。客观的看，“攘外必先安内”有其技术层面上的合理性，但若以正义道德来评判，则不那么容易使人信服。在这一点上，共产党显然处于自由舆论的有利位置。但事实上，国民政府的终极目标和纲领三民主义并没有被扭曲，而只是中段的承启机制过于粗糙，以致官僚军阀内斗，腐败现象盛行，政府的公信力未能建立，更无法达于下层民众，最终落下许多话柄和失败结局。若反观顾顺章灭门案，正直大义若周恩来，也不免采取极端措施，足见当时的确是“非常时期，需用非常手段”，在这方面，国共两党的“事迹”不相上下。

    从宏观社会的角度看，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国民党的任务在于建立社会的上层架构，而共产党的成就则在于敷设了下层组织。两党所禀承的理论不同，选择的途径和基础自然也不同，其间发生冲突是难免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孰优孰劣，哪一个更适合中国国情，这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不予置评。然而，即使共产主义的确是正确的选择，把内战死伤消耗的罪责都推到国民党身上，或者谴责当年追随蒋介石的人“觉悟不高”云云，却实在是有失公允，也欠宽容大度。

    现在回过头来看最先提出的两个问题。

    其一，国共党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两党都汇聚了当时中国的一批自信也自负的新青年精英，也都有各自崇高而强烈的信仰，但毕竟理论和实践基础不同，他们不可能并存于一个中央政府之下，而是处于此消彼长的境地。这样一来，对于民众领导权和资源支配权的争夺在所难免。即使是在“国共合作”的名义之下，乱世中信任的缺乏也使他们不得不时刻为各自利益算计，很难达到一个占优的博弈均衡，即联合民主政府。

    其二，国民党的失败，首先在于历史契机的不利。日本的入侵毫无疑问陷当时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于逆境，对内对外的矛盾无法兼顾。其次，国民党所依赖的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民众，这个群体的利益构成复杂，对待社会变革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在关键时刻“豁不出去”；而共产党召集的则大多是已经nothing to lose的社会底层民众，变通性和灵活性都很大，才能完成诸如长征这样的非常规行动。第三，关键人物的作用。我对于军事也不太了解，国共两方将领的军事才能高下相信是有一定差别的，特别是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个人能力，对于整个局势的渐变应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内战是一种悲剧，而不应当被看成任何一方的胜利。当天意难违，内斗无可避免的时候，我们只能在之后用尽可能宽阔和长远的视角来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不要让悲剧的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