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深，而责之切。我很理解四月胡杨的想法。但任何事情，延伸得太远也就变了味。以我之见，北大限制旅游团入校的做法，相反正是北大拒绝被物质化、世俗化的一种态度。

首先，北大并没有将散客拒之门外，也就是说，任何人仍然可以自由的出入北大，参观，学习，或是听课，北大校内和周边都活跃着许多在此复习准备考研的同学。从任何角度看，限制旅游团的规定都不能等同于北大正开始“闭关锁校”。事实上，最近四年来，北大真正意义上的限制校外人员进入只有一次，即非典时期。

其次，如今打着类似“我走进了北大清华”之类恶心名号引诱家长掏钱送小孩子来这两所学校参观的夏令营数不胜数，他们带来的喧嚣杂乱并不能与严谨的学术氛围相融和。如果是散客参观，给校园秩序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北大不希望成为被某些功利分子利用的对象。

再次，北大每年仍举办着各种学科的正规夏令营、学术论坛、学生交流等活动，校园文化仍然是开放而活跃的。如果仅以限制旅游团进入就下定论说北大正在“自残”，正在将宣讲佛学和古琴的老先生拒之门外，正在对西装革履的政治家和商界精英嗤之以鼻，正在把传扬各种主流和非主流艺术的诸如剧社、文学社、建筑协会等许多学生社团扫地出门，未免有些荒谬。但我部分赞同四月胡杨关于北大的文化和个性方面的看法。以下谨引申开来谈谈我更多的关于北大的看法，并不一定只针对四月胡杨的观点了。

北大真正的隐患在于她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都在承受着来自这个商业化社会的极大的压力。诚然，我们不能忽略北大里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老师和同学，坚持一贯的学术路线，脚踏实地勤恳治学，远离外界的喧嚣评议和无谓争论。但这毕竟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社会资源包括人力资源都会向着经济领域流动，所以近年来，北大的学生中开始有一种正在上升的趋势，将个人的职业发展置于学术和狭义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之上。他们追求的是更新的一些理念，比如国际化视野、跨文化交流、领导力（leadership）、团队合作等等。从乐观的角度看，这些元素从另外一个角度契合了北大一直所倡导的“兼容并包”以及“常为新”的传统；从悲观的角度看，北大已经失去了八十年代的一些诗意和先锋的性格。也许更接近真实的看法是，北大曾经属于历史，正属于现代，也必将属于将来，她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可能永远只是诗人或是革命者的形象，她只能在骨子里、在某个或大或小的角落里保留着她最可贵的精神和性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誓言可以如同星星之火一样传承很多代人，但并不一定在每个时代它都会燃成燎原之势。北大曾经辉煌过，也曾经沉寂，但只要这充满活力和潜力的火种不灭，她必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重新焕发，当然，也许是以另外一种不同的姿态。作为一所中国的综合性顶尖学府，北大不应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学者和哲人，她必定也会孕育出当代的商界人士和其他各色人物。

当下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中对于北大的许多描述和评论是有偏差的，造成这种偏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话语权的偏斜——站在局外对于北大有非议的人往往可以将自己的声音达于大众，而坐在北大的书斋里的、本来人数就处于弱势的老师和同学却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话语权，或者因为他们不想争论，或者他们不屑争论，或者是长久以来他们已经发现争论完全无济于事，不如埋头走自己的路。这是一种有些无奈却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局面，北大需要这样一种严苛的舆论监督和鞭策，它可以唤起北大人“生于忧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管是出于抵触还是自觉；它也可以锻炼这批“精英”的坚强的神经，让他们懂得“有容乃大”，懂得“沉默是金”。也许从表面上看，北大人是变得更“娇柔和软弱”了，但这“娇柔”和“软弱”究竟是勾践韩信的忍辱负重将以有为，还是迂腐和沉沦的代名词，且让我们等待历史的公论。